吸纳与辐射——由海派绘画观海派文化的生命活

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变化才会出现有价值的创新，再经过时代的选择慢慢沉淀为新的传统，如此往复，源流不断。而当一种文化日趋成熟之后又能够影响别处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必然昭示着极强的生命力，这种“吸纳与辐射”模式的产生似乎是种偶然，因为只有同时满足数个特殊的前提才会有产生的可能。上海有幸备受眷顾，天时地利人和都如奇迹般不偏不倚地发生在这座城市。

海派无派

大致上，海派文化源于1843年上海开埠之时，其内容所涉甚广，虽然类别繁复，各领域内的海派文化亦各具风貌。正如车辐指向轮心，各种细分领域的精髓本质共指同一文化内涵，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历来对海派文化有着多角度和多方面的解读，但并非绝对完整或正确，因为每种解释和定义都只在某一方面呈现出适应性，很难用确切的定义将所有内容都统一在内，故而对海派文化的认知主要脱胎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地域性综合文化现象的总结。

历经长逾世纪的发展，海派之绘画、文学、戏剧等各门各类无不在各自领域内成为了独树一帜的标杆。即便在科技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也延续了其能满足各个时代需要的特性而丝毫没有现出不合时宜的趋势，日渐蓬勃之下，影响空前。由此，深入地思考和总结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尤为必要，因为这将成为今后继续良好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的课题内容。而海派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海派绘画，以其为缩影，虽然不能以一概全，但通过洞窥其发展轨迹，对探求海派文化的精神本质来说，无疑是一条有效的捷径。

首先要明确的是，海派文化之所以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具有了超越地域的观念。元代时期虽有任仁发等画家，但画家数量和画风都未成规模。而活跃于晚明的董其昌虽是有明一代画坛领袖，但之后便画风停滞不前，面貌和审美取向也终究囿于元代之倪黄，加上董氏南北宗理论的鼓吹，更是限制了发展，乃至逐渐程式化。同时，董氏阳春白雪的交游圈与世俗几乎绝缘，影响力也不过长三角之一隅，又在后世的抱残守缺中消磨殆尽了活力。显然这些与海派概念之间有着不啻天壤之别，可见地域的划分并不等同于文化风格的隔阂。

海派绘画的画家们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因文化邻近而能自然融合，地域隔阂很少，能在商业运作的平台上密切合作。可以说海派形成没有具体人物的创立或推动，开埠后安稳发达的环境吸引了各路人马纷至沓来而渐成规模。或许正因如此，海派在一开始就奠定了风貌多样以及题材广泛的基础。虽然海派绘画一直以来被诟病“商业”“世俗”，而世俗化的意味尤其与传统的所谓“文之极也”的古训甚为不合，招致口诛笔伐。针对激烈批判，海派似乎并没有在文字上做出过多的辩解或者争论，只用事实做出了行动上的回应。

近代程十发曾说“海派无派”，“无”并不是没有，而是兼收并蓄各家各地的风格。自晚清到民国中期以前主要是受浙江的影响，民国后期主要受江苏的影响，建国后形成了自我发展的模式，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更是加速了发展的步伐，正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究其本质，其实是离不开一种国际化都市精神的催化和影响，因为自开埠以来，上海首先成为快速脱离国内一般城市的发展模式，走上国际化都市的道路，而只有国际化都市才能表现出对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因为这个城市本身就是由各地的移民所组成，无论是 “三吴一冯”的古典儒雅画风，还是吴昌硕的金石画风，多样的绘画风貌能够满足众多审美需求。大量的社会需求使得一批又一批的画家投身其中，无形中扩大了书画市场的规模，也就具备了良好的竞争模式，竞争之下便有利于刺激绘画水准的提高以及催生新面貌的出现。

良性循环的经济利益驱使书画市场愈加活跃，被贴上“近商”标签的海派画坛不仅没有沉沦为“逐利”，反而愈加蓬勃发展，当然包容的社会风气亦不可忽视，正是大量外来风格的涌入，经过优胜劣汰并不断发展才能生存。细看之下，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审美趋势具有明显的流行性，这种崇尚创新的风气其实加大了画风传承的力度，然而又决不能仅仅是承习，在大量“见贤思齐”画风之中总是适时地出现画坛新执牛耳者，这些新领袖之所以能“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学习前人的画风，却没有被先贤们画风所束缚，反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这是两百年前的“梅村九友”们所不能梦见的。可见有生命力的创新必须来源于传统，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不断变化才会出现有价值的创新，再经过时代的选择慢慢沉淀为新的传统，如此往复，源流不断。

文章来源：《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网址: http://www.fsyjyfsgyxb.cn/qikandaodu/2021/0111/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