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的身体叙事

郁达夫小说以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浪漫抒情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往往遮蔽了其小说的叙事艺术，导致对此缺乏深入研究。身体叙事在郁达夫小说中不但是一种技巧，也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符码。考察郁达夫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历史与审美内涵。

从柏拉图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起来加以贬斥，到尼采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高度，身体在观念世界经历了漫漫长夜。尼采提出“以肉体为准绳”衡量世界的原则，以为身体比灵魂更富于新鲜的思想，身体被置于超越精神的高度。之后，关于身体的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弗洛伊德主义从身体的遭遇发现灵魂的创伤。萨特、海德格尔将身体的存在纳入存在主义的首要范畴。福柯以身体作为研究来源的谱系学的重要对象。伊格尔顿认为身体具有一种创造性特质，身体的创造性特质促进了审美形式的革新。而在梅洛·庞蒂的语言现象学中，身体与语言是一体化的，语言是身体的间性媒介，身体理所当然是“说话主体”。

现代身体美学认为，正是人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成为人在世的根基，并且成为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身体是“自我”的物质实体，是个人生命的首要表征，一般指涉肉体、本能、欲望、快感等感性事实。因为身体的存在，人就有了坚实可感的具体形象。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的自然性身体逐渐多了社会性身份，成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身体取得合法的权利和显著的位置，是文学身体叙事出现的哲学基础。五四文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建立“活的文学”和建立“人的文学”。无论是胡适的“活的文学”，还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都在强调自我优先、感性自由，由此带来了五四文学身体审美的个性主义特征。其意义可以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回答:“现代社会使人、使个体、使一个思想着的自我成了世间万物的基础。从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出发，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作品观。它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独特表达。正是在艺术中，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得以实现，得以确立，得以找到它的表达、它的认可、它的荣耀、它的里程碑。”［1］286

郁达夫坦言:“我们无处不想表现自己，小自衣食住行的日常琐事，大至行动思想事业，无一处不是我们的自己表现”。［2］66对郁达夫来说，“自我”就是一切，先有“自我”的感情需要抒发而后才有“文学”，只有抒发一个人的赤裸裸的感情时才成为“文学”，文体的自觉与人的自觉达到了内在的一致，身体被提到了空前的位置，折射出来自社会、历史、文化、哲学与美学等多种信息。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郁达夫小说人物和作家本人的关系是历代小说中距离最近的，不但生活背景、经历、爱好、习惯等被毫无隐晦地安排在作品中，甚至达到身体细节真实的程度。匡亚明《郁达夫印象记》这样描述郁达夫:“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以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这实际上出自《茫茫夜》对人物肖像的描写。可以说，郁达夫的每篇小说都在实践“小说家的认识人生，第一系由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的主张。［3］

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紧密相连。中国文学从古到今从未间断过描写身体，人的身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大概没有不曾涉及到的。不能设想没有身体在场的文学，即使是对身体的回避，也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席──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应该讨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或脱离身体的文学，而是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的文学是如何想象、处理与呈现身体的。郁达夫对身体审美的推崇，固然与启蒙背景、西学东渐等一系列客观条件有关，但不可否认根本原因是“人的觉醒”，特别是“自我”的觉醒，而对身体的发现和体验成为关键。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除了天赋，还应具备“懒”“病”“穷”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其实都和身体有关，“懒”和“病”是身体的状态，“懒”是“穷”的根源，“病”和“穷”更是难兄难弟。郁达夫以此作为艺术家的必备条件，可见关于身体的创伤经验，已成为他生活文化与精神情感的重要内容。当人本身获得了解放，人的身体的丰富性、创造性就会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激情，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正是对身体的发现和体验，使郁达夫摆脱了创作“技巧”的屏蔽，提供了通过小说文本认识身体复杂情态的更多可能。

文章来源：《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网址: http://www.fsyjyfsgyxb.cn/qikandaodu/2021/0114/393.html